不過，現實面來看，美國應該也了解到，德中在經貿上的緊密關係，要德國完全靠攏美國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。

種子為蓮子，也是宴席食材。此外，現在的武漢市的高校學生人數已超過100萬，在世界所有城市中名列第一。

外型保持著滾刀塊，一口咬下則有著栗子般的軟綿口感。先以油鹽翻炒排骨，湯更濃更入味。洪湖是湖北第一大，中國第七大淡水湖，是雲夢澤東部的長江氾濫平原，在元代中葉淤填形成。從清代中後期至中華民國大陸時期，武漢市的經濟發達，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，其繁榮程度在當時被美國稱為「東方芝加哥」。二是必須在湖北人稱為土砂銚子的煨湯沙吊子砂罐中煨湯。

在清朝曾累官至兩江總督的陸建瀛是湖北沔陽人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便曾精選洪湖青泥巴蓮藕進貢。七孔藕出自紅蓮花，外型短而粗，稱之為紅花藕。IPCC研究指出，要維持升溫在1.5度內，全球需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，[3]意即原先大量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模式需要轉型，在化石燃料上的資金挹注勢必也需要有所調整。

除了分析外，GPFG也要求企業建立管理架構、設定考量巴黎協定的長期經營策略，在規劃獲利能力時也應進行比升溫2度更積極的情境分析，包含氣候相關規範、科技發展將如何影響營運等。不可忽視的綠色金融與政府基金撤資浪潮 盤點台灣政府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的努力，目前以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作為最高層級的法規架構，統籌政府溫室氣體減量和氣候變遷調適行動。因此，許多大型國家基金不僅進行碳足跡鑑別、氣候變遷風險評估，更進一步以「撤資」（divestment）的方式進行風險管理，向氣候變遷下風險越來越高的化石燃料資產說不。在評估風險上，FRR不僅盤點投資標的直接、間接碳排放，更進一步考量化石燃料資產的獲利佔比和碳排放，來得出高風險的「擱淺資產」比例，並列出其中高碳排企業名稱。

而在鑑別風險後，兩大基金都選擇以撤資（divestment）的方式來降低風險。GPFG從2010年即開始分析投資標的氣候風險，包含其風險治理、報告，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規劃，並在2018年加入聯合國環境署倡議，發展符合TCFD建議的報告模型。

除了全球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宣示2050淨零碳排，歐盟和韓國也已分別承諾不再資助國內外化石燃料、燃煤電廠開發案，顯見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積極應對氣候變遷的必要性。究竟資金投入所謂的「綠色」產業或企業，有沒有減緩氣候變遷的效果呢？根據國際金融公司（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）針對全球綠色債券的統計，2020年每在綠色債券上投入1000美元，可以減少2.8公噸的碳排放、相當於超過1.4公噸煤炭燃燒產生的排放量，並同時生產4200度的再生能源電力 [4]。氣候變遷源自於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上升，其中工業革命後人類行為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便是元兇，而根據統計，這些溫室氣體當中，來自於煤、石油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燃燒的比重即占了83.2%在氣候風險管理上，除了2017年即遵循Task Force on Climate-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（TCFD） 外，FRR也積極透過內部管理架構、外部相關資源，定期評估資產的非財務風險。

在金融管理上，不論是公司治理3.0或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.0，都可以看到政府期待企業藉由提升在氣候變遷、永續發展之揭露透明度與品質，逐步導引金融機構挹注資金至減緩氣候變遷、永續發展表現較佳之企業。不可忽視的綠色金融與政府基金撤資浪潮 盤點台灣政府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的努力，目前以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作為最高層級的法規架構，統籌政府溫室氣體減量和氣候變遷調適行動。IPCC研究指出，要維持升溫在1.5度內，全球需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，[3]意即原先大量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模式需要轉型，在化石燃料上的資金挹注勢必也需要有所調整。除了分析外，GPFG也要求企業建立管理架構、設定考量巴黎協定的長期經營策略，在規劃獲利能力時也應進行比升溫2度更積極的情境分析，包含氣候相關規範、科技發展將如何影響營運等。

究竟資金投入所謂的「綠色」產業或企業，有沒有減緩氣候變遷的效果呢？根據國際金融公司（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）針對全球綠色債券的統計，2020年每在綠色債券上投入1000美元，可以減少2.8公噸的碳排放、相當於超過1.4公噸煤炭燃燒產生的排放量，並同時生產4200度的再生能源電力 [4]。法國退休儲蓄金（Fonds de réserve pour les retraites，FRR）[6]是由國家營運的公共退休金，即是在應對氣候變遷上表現卓越，且揭露透明度高的案例。

而在鑑別風險後，兩大基金都選擇以撤資（divestment）的方式來降低風險。FRR在2016年先決定從開採煤礦佔營收超過20%公司撤資，2018年再進一步針對開採煤礦、燃煤發電或產熱相關營收占超過10%之企業。

更有無數人因為長期旱象及後續影響，只能棄守故鄉、成為「氣候難民」。FRR也針對投資標的實體風險進行分析，考量產業與個別公司所需要的自然資源、資源對氣候的敏感度，得出投資組合中風險最高的前十企業並透明揭露。[2] 在全球現今的升溫1.2度下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危機，升溫如果無法控制在1.5度內，後果更是不堪設想。文：環境正義基金會、350台灣 全球強度超越以往的暴風、森林大火，台灣破紀錄的高溫和乾旱⋯⋯氣候變遷之下，這些自然氣候危機都已經不再是陌生的場景。除了全球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宣示2050淨零碳排，歐盟和韓國也已分別承諾不再資助國內外化石燃料、燃煤電廠開發案，顯見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積極應對氣候變遷的必要性。因此，許多大型國家基金不僅進行碳足跡鑑別、氣候變遷風險評估，更進一步以「撤資」（divestment）的方式進行風險管理，向氣候變遷下風險越來越高的化石燃料資產說不。

觀察他國政府基金揭露資訊，我們可以發現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出現在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」一角的主題，而是當政府基金考量人民退休金的永續性時，自然會考量的重要因素。在評估風險上，FRR不僅盤點投資標的直接、間接碳排放，更進一步考量化石燃料資產的獲利佔比和碳排放，來得出高風險的「擱淺資產」比例，並列出其中高碳排企業名稱。

GPFG則是從2015年設定開採煤礦、燃煤發電相關營收占超過30%即撤資，到2019年增加設定年產量超過兩千萬噸煤炭、燃煤發電量超過10000MW即撤資，並列出撤資企業名稱。GPFG從2010年即開始分析投資標的氣候風險，包含其風險治理、報告，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規劃，並在2018年加入聯合國環境署倡議，發展符合TCFD建議的報告模型。

台灣在2017年綠色金融行動方案1.0上路後，也在三年內推動43檔、總額1153億元之綠色債券 [5]，並預計在2.0中持續深化推動。經由要求，投資標的揭露完整度逐年提升。

氣候變遷源自於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上升，其中工業革命後人類行為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便是元兇，而根據統計，這些溫室氣體當中，來自於煤、石油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燃燒的比重即占了83.2%我們可能憂鬱了，也可能焦慮不安，更可能因此暴飲暴食，或是意志脆弱、精神不振。另外，跟前面提到的一樣，因為行動的限制、學校的關閉，原本與家人或伴侶相處不好，未解決的議題，也會因為這段時間必須密集相處，而產生更深的破壞。但那些因衝擊而產生的影響，雖然都是某種情緒或是想法的繚繞，但背後都有其必須面對的「主體故事」，或簡單來說有某種「原因」。

不僅僅是上面說的壓力，有些人所面對的是真實的感染，而感染延伸出生活必需長時間的改變，也對每個感染者來說是巨大的挑戰。除了疾病本身以外，我們還必須面對相關的歧視與污名化問題，例如在台灣有人標籤「萬華病毒」，也就加深了居住於萬華的壓力，但對於受到感染的人，必需承接一段時間社會上的排擠，影響也就更為嚴重。

這些心境的變化，共同的特徵或許都是因為我們終究暴露在COVID-19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新冠肺炎、武漢肺炎）疫情之下，我們必須調適，需要一些時間，但又好像在內心深處哭喊著「有人可以給我一點支持嗎？」 COVID-19疫情顯然不只是對我們生理的衝擊，更多人接收到的是心理上的衝擊。我們會面對可能接觸感染者的不確定、暴露於媒體資訊所產生的影響（不論是疫情的或是政治的）、以及暴露於身邊人死亡所產生的影響，而這些感受上的接觸，是疫情中最主要也最廣泛的衝擊。

前面那段故事讓我開始詢問自己，如果我遇見了這樣的訴苦，我應該怎麼理解呢？又該如何去在內心仔細探究每個人的痛苦，他又是遭遇到了什麼跟疫情有關的影響，而這樣的釐清也或許能讓我們更清楚，如果這個社會要給予一個人心理上的照顧，該給什麼，而又面對什麼，正在處理什麼？又或說如果這個照顧是心理學的專業照顧，專業工作者又正站在什麼位階面對著什麼問題。每天看著電視上醫師的分析，總覺得自己有可能會因此染疫，雖然內心又有一股聲音跟她說，「機率很低」，但她很明顯感受到未曾有過的焦慮，一種對於暴露在生病風險下的焦慮，即便電視或網路給了再多的訊息，「混亂」只是那些訊息的共同表象，毫無幫助，生病雖不可怕，但生病所將造成的生活衝擊，行動限制、牽涉到家人、甚至工作不保，讓她深深感到畏懼，她覺得政府許多事情處理得很無能，讓時而關心政治的她，也感到憤怒與失望。

她跟我說她覺得越來越不安，她總覺得這段時間的真空讓他很恐慌，她對於工作有一種失去信心的感覺，每天通勤上班也不免想著，這個以為不會到來的疾病竟然真實發生了。對於每個人而言，你因為疫情而產生某種心理上的衝擊，我們直接感受到的是某種「情緒」或是「想法的困局」（圖中所謂的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），但這些情緒或內心困境，背後還是有一些直接影響的根源，有些人可能是單一的來源，但有些人可能是同時間面對很多的困境。更令人難過的，有些人已經或正在面對家人的死亡，那種複雜又不甘心的傷慟，無以名狀。而這個藍圖也很值得我們就現階段的衝擊去思考：一個社會的系統應該可以提供我們什麼樣的心理照顧，協助我們處理什麼樣的困境，以及如何分配資源，或建立出不同尺度（涵蓋不同範圍或影響程度）的心理學服務。

也因為這些限制，許多人也因此受到經濟上的衝擊，收入的遞減、延伸出的債務問題，都可能讓我們心情上陷入低潮。有些人可能是單純因每天在網路上的喧囂，感到困惑焦慮，但也有些人是因為接觸過了感染的家人，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感到恐慌而睡不著覺，更有許多人是因為行動的封鎖下，每天與本來就處不好的家人相處，而感到日常壓力的倍增，或說有些是第一線的護理人員，因為龐大的壓力，與資源匱乏而感到的無助，身心俱疲。

而下面這張圖，就是這篇文章所具體彙整的資訊，可以做為照顧系統的藍圖與建議，主要區分為可能需要被照顧的對象（上半部），以及我們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模式的照顧（下半部）。拉開一點距離來看，這或許也是很多人目前當下的不安寫照，但這些不安背後的緣由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複雜。

其實藍圖並不難找，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（《臨床心理學評論》）早在今年三月【註一】，Boden等人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過去一年宏觀性的國際文獻回顧，也試著將「疫情所致的心理影響」以「如何提供照顧服務」的角度，區分出風險與建議的處遇方法（也就是我們一般通稱心理學服務、諮商或治療）。而這就是圖中所謂的「疫情下的壓力源」，我們姑且把這些影響來源都看成「壓力源」，他就可以區辨出很多不同的差異。